Tuesday, August 28, 2018

从菜单上撤下鱼翅:鲨鱼保护的最后一根稻草

鲨鱼的出现比人类要早4.5亿年。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活动却使一些鲨鱼的数量减少了九成。

全世界约有1200多种鲨鱼和鳐鱼(鳐鱼可以看做胸鳍变为翅膀的鲨鱼)。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其中17%的鲨鱼面临灭绝的危机。但其中有半数鱼类数量属未知,濒临灭绝的比例无疑会更高。天使鲨和剑吻鲨均为“极度濒危物种”。印度真鲨甚至可能已经灭绝。

鲨鱼的种群数量无法像其他鱼类一样迅速恢复。多数鲨鱼刚出生时只有小狗那么大,而卵生的种类也产卵不多。铅灰真鲨16岁才发育成熟,此后每隔一年才最多生育8至12只幼鲨。雌性沙虎鲨有两个子宫,由卵孵化出的幼鲨会在母体子宫内中游动、互相捕食,最后每个子宫只有两只幼鲨可以顺利出生。灰色真鲨到20岁才性成熟,此后每隔两年才能生育3至16只幼鲨。

鲨鱼的生存危机随着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经济的繁荣而出现。在此之前,多数亚洲人还吃不起鱼翅羹。

捕猎鲨鱼的情况令人震惊。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未签署相关的国际管理条约,即便签署了,也由于缺少资源无法对遭到捕杀的鲨鱼种类及数量进行跟踪。马萨诸塞州海洋渔业部门鲨鱼专家格雷格·思科玛说,一些具有能力的国家也是“玩花招、做假账,继续非法捕鱼”。

人类才刚刚开始了解鲨鱼数量急剧下降的危害,这不仅关系到鲨鱼本身。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鲨鱼的科学家迪安·格拉布斯指出,海洋食物网非常复杂,很难记录“营养级联”现象(因失去捕食者而造成生态系统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是营养级联确实存在。具备详实记录的例子之一就是鲨鱼减少后中级捕食者数量的增加,随后造成以藻类为食的鹦嘴鱼大量减少,继而导致藻类增殖。而居氏鼬鲨的减少,则使儒艮和绿海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海草密集的海床,从而可能会对海草及以它为食的动物造成危害。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对鲨鱼这种“开发不足的资源”加以利用,美国对鲨鱼进行了残酷、无节制的捕杀,导致美国鳕鱼、黑线鳕、金枪鱼和箭鱼数量骤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一项贸易协议使捕鲨活动更为猖獗,而1975年拍摄的电影《大白鲨》则使垂钓爱好者也迷恋上了这种动物。

随着亚洲地区需求的增长,一些监管不力国家的渔船和非法渔民在世界各个海域大肆捕鲨,地中海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

越来越多的亚洲食客拒绝鱼翅羹

不过最近传来了一些好消息。致力于阻止走私野生动物的国际组织“野生救援协会”负责人彼得·奈茨甚至认为“捕鲨的热潮可能终于要褪去了”。

全球鱼翅贸易正在降温。过去两年,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国均出台政令,禁止公务宴请中食用鱼翅羹。五大连锁酒店已宣布停止提供鱼翅羹,26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不再运输鱼翅。野生动物救援发布报告称,至少7.6万马来西亚人和7万香港人签名表示“拒绝鱼翅”。

野生动物救援组织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的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表示已不再吃鱼翅羹。广州多家鱼翅贸易商表示,鱼翅需求显著下降,“现在跟鱿鱼一个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西兰这样的鱼翅出口大国分别于8月和10月开始禁止活鲨取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在9月颁布禁令。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洲各国以及欧盟也纷纷开始禁止活鲨取翅。目前颁布捕鲨禁令的国家共有100多个。根据其中一些国家的定义,“活鲨取翅”是指割取鱼翅并将鲨鱼扔回大海的行为。这种情况下,有时被丢弃的鲨鱼甚至还活着。印度、南非、墨西哥、加拿大、阿根廷、欧盟和美国则允许将鲨鱼尸体运上岸后再割取鱼鳍。但是,这给鱼翅的处置和存储带来了困难,从而减少了鱼翅交易的利润。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还有一些国家不仅禁止活鲨取翅,还禁止了鱼翅贸易。这些国家包括:库克群岛、文莱、 巴哈马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埃及、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关岛、马绍尔群岛,以及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纽约州和特拉华州。

9月,180个国家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禁止在没有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证明的情况下交易以下物种:大西洋鲭鲨、远洋白鳍鲨、无沟双髻鲨、锤头双髻鲨、路氏双髻鲨以及所有种类的蝠鲼。

11月,《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的120个缔约国扩大了“附录二的保护范围”(承诺制定管理策略),增加了丝鲨、两种双髻鲨以及长尾鲨属的三个种类。此外9种蝠鲼和锯鳐的全部种类也得到同样或更高程度的保护。“国际鲨鱼保护倡导组织”的负责人索尼娅·福特汉姆称“各方承诺让她感到非常高兴”。她是鲨鱼保护的有力支持者,轻易不会对鲨鱼和鳐鱼保护计划大加赞扬。

Monday, August 13, 2018

基层气候行动蕴含巨大力量

上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周,我与前纽约市长迈克·布隆伯格合写的新书《气候与希望》(Climate of Hope)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本书认为,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气候行动同时可以改善社区居民健康水平、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以及加强国家安全。但这一机遇稍纵即逝,经不起等待和犹豫。

要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必须先明白:气候危机是由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与政策失误造成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落实气候解决方案方面,各国政府发挥的领导作用已远不及城市、各行各业和公民活动家;这种自下而上的倒逼式领导模式对于继续加快气候行动步伐,避免毁灭性气候威胁尤其重要。

《气候与希望》出版后收到了很多评论,其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所以我准备通过这篇博文,从我自己的角度阐述一下,为什么迈克和我认为抓住当前的机遇才是解决气候危机的良方。

目前最主要的批评在于——我预计这种批评声还会继续——我们不应该否认国家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不应该认为仅仅依靠城市和行业自身就能够纠正我们以前的错误政策。我们并没有这么说,仅凭城市和行业的一己之力也确实无法解决气候问题。我们提出的很多关键措施都需要国家行动的支持,比如重新调整农业补贴的引导方向,由原来鼓励大量种植棉花和玉米,转为鼓励发展有助于吸收大气碳排放的再生农业。因为碳在大气中会给气候构成威胁,但是进入土壤后却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和储水能力。

还有一些措施则更适合由地方(或州)政府来推动。比如更新建筑规范,要求2020年之后建造的所有房屋都必须达到高能效水平,能够实现自身可再生能源的供给,这样不仅房屋所有者无需再支付电费,使用绿色电力也不会污染环境。


从美国政治环境角度来看,有些看似是国家层面的举措(比如鼓励大众尽快用电动汽车替代内燃式汽油车),其实常常也是从城市和国家协同合作的方式开始的。比如在洛杉矶的带领下,一个由30个美国城市组成的联盟近日宣布,将在未来完成11.4万辆电动车的招标采购工作,总价约合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也将与另外12个州共同承诺继续推动汽车零排放的落实。所以,这些城市的行动为电动车行业带来了规模效应,推动了电动汽车的价格下调和性能提高,而规模效应保证了未来新能源车辆市场还将有更大的增长。

特朗普政府一上台,就对奥巴马总统的气候遗产提出了种种批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叫停了《清洁电力法案》。联邦政府认为未来美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法规,否则这些能源巨头还是会继续沿用现有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事实上,虽然《清洁电力法案》计划在2025年将整个电力行业污染排放量削减30%,到2016年年底,在公民运动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发电厂的碳污染排放量就已经下降了25%。通过市场力量和公众压力,到2025年电力部门的碳排放量有望下降50%,而不仅仅是30%。

另一方面,奥巴马要求限制公共土地上石油与天然气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排放的政策也被特朗普政府废除。而这项政策的作用的确是州政府和地方行动无法替代的,联邦政府最终必须为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但是,正如上世纪初的“进步时代 ra),各个州市并没有坐等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回应,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造出新的政策工具,并最终促成了新政(New Deal)的形成。

所以迈克·布隆伯格和我都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气候政治的领导力量一定是来自基层的,那些被化石燃料游说和各种利益束缚的“国家精英”根本靠不住。(还记得那些粮食补贴吗?把这些补贴留下来保护环境是能够造福农民的,但是对于农药与肥料产业巨头和相关利益者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气候与希望》一书的核心思想就是,每一个威胁气候环境的市场与政策失误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每一个都需要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和改革思路,但是最终都能造福整个人类社会。

就拿氢氟烃类制冷剂来说,在未经充分验证的情况下,它们就被用来替代之前会破坏臭氧层的制冷剂。事实上氢氟烃类制冷剂会严重影响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本身成为了未来巨大的潜在气候风险。但尽管《蒙特利尔议定书》为保护臭氧层曾引入造成大气增温的替代制冷剂,《议定书》修订案最终还是会用其他能够保证气候安全的物质再次替代氢氟烃类制冷剂。

又如,森林采伐造成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非法采伐,所以遏制腐败和打击林木走私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水稻种植也会带来甲烷排放,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偏远地区采用更加科学的灌溉和耕作模式。城市垃圾带来的甲烷排放,则可以通过用堆肥处理替代原来的填埋处理加以解决。而氮氧化物排放急剧升高,是由于各国的化肥补贴助长了过度施肥,而没能帮助农民搞清自己的作物到底应该施多少肥。只要全球所有燃料实现完全脱硫,那么我们就可以告别柴油燃烧产生的黑碳污染了,而且已经有一些城市和港口开始了这项举措。但是要想解决发展中国家生物质炉灶产生的黑碳污染,就必须为贫困家庭提供清洁的炊用燃料,用农作物废料产生的甲烷或者未被利用的液化石油气都可以。

多样化的解决方式就需要多样化的领导——是的,不仅要有总统、总理和外交大臣,同样也应该包括市长、首席执行官、学校董事会成员、建筑师、采购员、农村合作社负责人、政府官员、市政公共事业设施公司高管、对冲基金经理、学院理事和海军少将。合理选择气候解决方案会让每个人的工作都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能让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果。